我国商业医疗保险自开办以来发展迅速，目前各寿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普遍都在经营健康保险业务，同时首家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已经开业，还有部分正在筹建。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险种已经超过300个，商业健康保险服务的领域也日益拓宽，健康保险产品覆盖面广，社会影响明显增大。当前我国健康保险市场的主要特征有：
在医疗改革进行之后，作为社会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保险的覆盖面更宽，产品更加个性化，满足了医疗市场的需求，得到长足的发展。
2005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123019.4万元(见图1)，自1999年以来在短短的6年内增长了8.5倍，年均增长率为23.5%，这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而赔付和保费收入的比率自1999年—2005年分别为30%、19%、54%、41%、29%、34%、35%。除了在2001年的比例高于50%以外，其他年份均是在30%左右，说明商业健康保险还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各大保险公司近年来争先恐后地发展健康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明显，健康保险在地区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以2006年1-5月的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来看，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为北京180087.96万元，江苏131890.48万元，上海126619.46万元，而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为0万元，青海1906.12万元，海南3323.12万元，差距巨大，当然这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就平均保费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见图2)。北京的平均保费是贵州的47倍之多，地区差异明显。
(四)我国商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窄，在整个保险业没有相应的地位，各项指标同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尽管目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速度很快，但和其他险种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其保费收入在人身险保费中所占比例2001年为4.32%，2002年为5.38%，2003年为8.03%，2004年为8.05%，2005年为8.4%，而英、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从保险深度来看，200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82321亿元，健康险保费收入仅占GDP的0.17%，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该项指标要比我国高出许多。从保险密度上来看，2005年我国健康险的人均保费仅约23元，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密度来讲，我国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覆盖面来看，我国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仅占总人口的3甲。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为60%。我国的商业保险保费也只占个人承担医疗费用的10%，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是50%。
健康保险中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道德风险的问题，健康保险关系中的三方：投保人、保险人、医疗机构不是同一个利益主体，掌握的信息也不对称，三者复杂的关系使得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对于投保人来讲，由于是第三方付费，对投保人没有任何节约的激励机制，缺乏动机去关心或监督医疗服务和成本，并有可能出现被保险方因为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下降而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使用，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医疗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也使得被保险人很难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相反医疗机构处于信息技术的优势地位，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利用自己的专业化优势，进行供方诱导，给患者提供额外的不必要的服务，致使医疗费用上升，而这些费用将全部转嫁给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几乎不可能对费用进行控制，从而造成沉重的负担。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机构实行“以药养医、以患养医”的经营方针，医政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这些因素都使得不合理的医疗费用节节攀升，健康保险的经营风险增大。
管理式医疗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其核心内容是保险公司参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它是把医疗服务与医疗服务所需资金的供给结合起来的一种系统。管理式医疗的根本原则是要负责管理病人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并将这些服务结合起来，基本的目标是通过促进恰当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来降低医疗费用。
管理式医疗在服务中融合了保险和医疗提供这两个功能，极大地改变了对医疗机构的激励。在传统的情况下，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处于付费的位置，对病人及医生的行为无能为力，这势必导致医疗费用的上涨。而在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下，医疗机构同意以一笔事先约定的固定费用负责满足一个病人全部的医疗保健，这就必然要对医疗费用进行控制，同时更加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管理式医疗的这种很强的激励机制，在兼顾医疗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医疗费用二者之间就会更富有成效。因此，国外医疗保险模式的核心就是保险与医疗服务提供者成为利益共同体，这也是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能够降低费用的根本原因。
自1973年美国颁布了健康维护组织法以后，各州都建立了大量的HMO。由于在控制费用方面优势明显，得到联邦政府的推崇，并通过相关立法给予推广。美国HMO将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起来，为本地区的自愿参保者提供成套的综合医疗服务，并按人头或根据保障计划从HMO报销费用。根据保险人、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投保人的三者关系，HMO有以下三种组织模式：
1.团体模式。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向HMO缴纳保费，HMO与医师团体商议，确定医疗服务价格，并按比例将保费支付给医师团体。投保人就医时，从与HMO有协议的医师那里得到医疗服务。
2.雇员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师是HMO自己的雇员，从HMO领取工资。投保人向HMO交保费，生病时从HMO的医师那里得到医疗服务，省却了理赔环节。
3.网络模式。与团体模式不同的是HMO与多个医师团体签订协议，向不同的投保人群提供医疗保障。
1.医生工资制：保险公司主要根据医生的实际工作日，以“工资”的形式来支付医生的劳务费用，这种方式主要用于HMO自己雇用的医师。
2.按人头付费制(Capitation)：医生按照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负责特定投保人群的医疗服务，其收入以医生所管辖的投保人数来计算，保险公司将以投保人的数量为标准按比例将部分保费预付给医生，之后保险人和投保人不再向医疗服务者支付任何费用。
3.按病种付费(DRG)：DRG是根据疾病的分类，将住院病人按一定标准分为若干组，每组又根据疾病轻重程度分为若干级，对每一组中不同级别都制定相应的标准付费，这种结算方法主要针对某些专科医生。
优先医疗服务组织是一种建立在占领医疗市场和价格竞争基础上，协调医疗服务提供者与医疗服务购买者之间合同关系的一个中介组织。传统优先医疗服务组织建有自己的医疗服务网，通常包括基层保健医生和专业医生，为患者提供有成本效益的服务。优先医疗服务组织一般以实际提供的医疗服务为基础，采用比例付费法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优先医疗服务组织的参加者，可以在该组织提供的服务网内就医，不需支付额外费用；也可以到规定的服务网之外就医，不过要自己负担额外的医疗费用。
而把关医生是优先医疗服务组织规定每个参加者从优先医疗服务组织中选择一个基层保健医生作为其把关医生，通过控制参保病人使用什么样的医生，使用什么样的服务，控制住院天数来降低费用，这也是它与传统的优先医疗服务组织的一大区别。把关医生优先医疗服务组织同传统的优先医疗服务组织的另一大区别是，它采用人头支付法补偿基层保健医生的费用，结果将更多的财务风险转嫁给了医疗服务提供者。
专有提供者组织(EPO)类似于HMO，不同的是投保人只能找指定的医生看病，否则费用全部自担。指定的医生按服务项目价格收费，但收费可打折。它对加入其服务网络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选择更有限制性，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资信要求更加严格。所以病人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服务点计划(POS)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管理式医疗安排，服务点计划结合了HMO与PPO的特点，向计划参加者提供综合的医疗服务。计划服务网络内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收取固定的保费，一般不按实际收费，参加者也可以使用计划外的医疗服务，但在后者情况下其享受的福利相应减少，如分摊部分医疗费用，或支付更高的保费。对于部分特定的疾病，如、精神病治疗等则不能使用计划外的医疗服务。
管理式医疗保险是在美国这种商业性医疗保险模式下发展并迅速壮大起来的，尽管如此，对于我国来讲还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逐步修改相关法律条文，清除管理式医疗的制度，如《保险公司管理规定》限制了医疗机构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运作，《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公司不可以投资于医疗机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决定了兼业机构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职能，《保险公司财务制度》限制了保险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向医院支付双方合作所得的合法渠道。
(2)政府对于管理式医疗组织要给予一定的财政、税收政策的优惠，促进其快速的发展，以应对当前我国医疗费用高速上涨的情况，不仅可以使投保人获得必需的医疗服务，也能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3)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避免出现医疗机构与保险人侵害投保人利益的事件，因为在健康保险的三者关系中，投保人处于弱势的地位，而医疗机构和保险人在管理式医疗制度下，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医疗费用的最小化，在这个前提之下二者可能合谋，使投保人得不到必须的、足够的医疗服务。
(4)建立一种完善的健康信息系统及其管理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保险人可以查阅到投保人以往的健康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1)通过开展预防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来控制费用，健康管理从被保险人的角度出发，通过降低被保险人的疾病发生率来控制赔款，从源头上控制医疗费用，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
(2)通过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对医疗服务使用的审核控制费用。首先对医生职业资格证明进行审查，通过对医生行医记录的调查，制订明确标准，挑选医疗服务提供者等。同时在医生提供医疗服务之前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估，以避免浪费和降低对病人的潜在风险，为投保人提供高质量的、必要的，恰当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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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半岛真人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险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各方面利好政策出台。2014年8月，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助力医改、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同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首次为商业健康保险做出顶层设计。12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学习贯彻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若干意见动员会，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再次注入新的动力。12月18日，上海自贸区首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太保安联正式开业。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为我国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推动作用。
第一，主观医疗保健投入。主要体现我国居民主观上对于医疗保健的重视程度，一般来说，主观重视程度越高，对于医疗保健投入越大，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越多。
第二，客观医疗保健投入。主要从诊疗人数等客观指标中得以体现，可以反映出我国居民的实际的医疗需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健康险的需求。比如老龄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外部环境影响医疗需求，进而影响健康险需求。
为了更加科学地考察医疗需求对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选取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本文中时间序列长度T较小而截面单位N较大时，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故本文采用固定模型，且根据分析选择混合估计。因此，建立模型如下：
被解释变量，为前面选择的人均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元）的自然对数（yit），等于各省市的健康保险保费收入除以各省的常住人口，单位为元/人，再取自然对数。
本文选取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年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元）的自然对数、人均诊疗人次数（次）、人均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元）的自然对数、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GDP（元）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本研究根据数据实际的收集情况，最终将样本期确定为2008年～2012年。历年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诊疗人次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老年人口抚养比、GDP、人口数的数据皆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本文中横截面数据要比时间序列数据多，所以直接采用Eviews中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为确保模型的准确性，本文对于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分析，先对于数据进行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值接近于0，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接下来，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利用Eviews进行分析后发现，时点固定效应模型最适合本文模型。结果如下：
以上固定效应模型显示，除人均GDP对于人均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关系不显著外，其他因素都对于人均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该模型自变量的变动，可以解释74.35%的因变量的变动。F检验接近于0，表示该模型可以被接受。而D-W检验显示该模型可能存在正序列相关。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各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
1、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居民每年投放于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一部分可能包括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并且反映出其对于医疗保健的重视程度以及需求程度，健康保险可满足他们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故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2、诊疗人次数的影响。诊疗人次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居民的身体状况，即居民的客观健康指标，一般来讲，诊疗人次数多的人，其对于健保险的需求量也较大，故两者正相关。
3、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两者正相关。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关系。属于社会保险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属于商业保险的健康保险有一个促进作用，因此在这方面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似乎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生关系。
4、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影响。老年人对健康保险的需求相对较多，因此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会增加健康保险保费的收入。老龄化的加剧对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GDP的影响。GDP对于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似乎与实际情况并不是很相符。可能需要其他经济指标，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医疗保健，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年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人均诊疗人次数、人均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老年人口抚养比都对于人均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存在正向显著关系，但是人均GDP对于人均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关系不显著。
基于本文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教育，强化居民主观医疗保健意识，引导居民进行健康生活方式；2、进一步完善医疗设备和医院设施，做到切实方便居民；3、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商业健康保险具有良好促进作用；4、老龄化的加剧对于新时期商业健康保险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① 这里的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仅统计了寿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包括个人险和团体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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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半岛真人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速进行，然而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性和个性问题并存。我们既要着眼国内，也要放眼国际，尤其是要做到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医疗保障制度和成功经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比较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医疗保障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
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当今世界卫生发展中的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有三种：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险。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德国的医疗保障主要有：法定的社会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其中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了德国90％以上的人口。德国医疗保障的特点是：
(1)资金统筹、共济互助。资金统筹表现在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筹集医疗保险基金，政府酌情给予补贴。在筹资中大多通过法律、法规强制对一定收入水平范围内的居民：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规定上限和下限：共济互助则主要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再分配或者说个人所得的横向转移，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向低收入者转移，健康者的一部分收入向多病者转移，实现社会互助共济的目标。
(2)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支付受限。在德国，参保人享受的医疗服务大部分由保险组织付费，某些项目也需要自付一定的费用，包括药品、绷带等辅助物品，牙科服务，住院，病房护理等。
英国于1964年通过《国家卫生服务法》。凡英国居民，无论其财产多少，均可免费得到国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患者只需交付挂号费，医院属国家开办，经费由政府定额提供，医护人员领取国家固定工资。此外，英国建立了一套由政府提供卫生保健经费、由国家统一管理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nhs)，又称国家卫生服务制度。英国医疗保障具有的特点是：
(1)税收为医疗服务的主要经费来源。政府通过税收筹集卫生保健经费，然后根据各地区的人口数并考虑年龄、性别、健康水平等因素，将资金分配到各个地区，由各地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向卫生机构直接拨款，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或价格极为低廉的卫生服务。
(2)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为了减少垄断服务固有的低效率、资源浪费，英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如在医疗服务提供系统中建立“内部市场”，即将医疗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
(3)国家垄断了医疗服务。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基本归国家所有，卫生资源的筹集与分配，卫生人力的管理，医疗服务的提供等都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
美国是惟一没有全民社会健康保险的发达国家，其医疗保险体系虽然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障两大类，但以后者为主。美国商业性医疗保险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后者可以在税收上享受优惠待遇，社会人群自愿入保，通过与私营性医疗保险机构签订合同，缔结契约关系，履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共同分担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美国除了私人医疗保险外，还有一种预付群体服务，它是将提供保险与卫生服务合为一体的组织模式，如健康维持组织(hmo)，hmo有3种形式：医生雇佣形式、医生团体形式和独立开业形式，hmo通常对其成员提供两方面的服务：健康保险与健康保健。参加成员预付保险费后，可免费享受规定范围内的一切服务。美国医疗保障具有如下特点：
(1)高度的多样性、分散性和论文联盟复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优势能较好地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但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参保者难以选择保险和难以合理使用保险政策；另一方面对保险市场运作、管理和监控也变得十分困难和复杂。
(2)保险覆盖面不足，保障程度受限。由于参加医疗保险的非强制性，保险公司对参保对象有一定的选择性，使美国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保护的人数在1999年达4340万左右，即约占人口的16.1％；而穷困人群中的31.6％和儿童中的30％左右没有医疗保险。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医院不得拒绝没有保险的人获得医疗服务，但是没有保险的人在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程度、水平、时间上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国学者丁纯(2005)根据效率、公平性、改革成效(适应性)、政府责任和基本框架5项绩效指标对英、德、美的代表性医疗保障制度进行评价(如表1，1所示)。结论为德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绩效最高，尤其是它的公平性、效率、政府责任指标。我国在进行新一轮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是值得借鉴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最重要的因素。我国从1984年开始了全面的改革。由于医疗保障的改革是在试点和摸索中进行的，国家的财政支持有限，又没有与我国体制相似的改革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因此，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医疗保障政策和制度在实际应用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依然存在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单一，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缺位和相应的补充保险不规范等现状。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无论是国家医疗保障的英国、商业医疗保障的美国还是社会医疗保障的鼻祖德国，都有其各自严谨规范、多层次的制度体系，甚至写进法律框架中，具备很高的立法层级(如德国和英国)，象英国的三级医疗机构联合体系、德国的以收入划分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要求。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明显放弃原有设计的情况下，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因此，目前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上是以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的为主体，且政策和制度的制定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从中央的有关文件来看，尚没有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社会保障法》的日程安排。基本的、根本的和最高立法的法律框架的缺乏，也是医疗保障体系难以规划和快速建立的原因之一。由于立法层次低，政策和法规多以行政执法的方式监督和执行，有法难以实行或有法不依的现象也很多。
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鼻祖德国给我们作出了较好的榜
样，其现行医疗保险体制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私人医疗保险为辅。其医疗保险制度也被写进了国家法律的框架当中，根据德国法律规定，收入在一定界限以下的人有强制性义务，在250个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中选择一家参加保险；而收入超过该标准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法定医疗保险或私人医疗保险。这样通过法制性来约束社会的医疗保障，立法层次很高，减少了很多不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较好的执行力。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政府曾多次承诺，要在2000年达到这一目标。而从2004年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base中可知，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率仅35％，“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低水平的医疗保障都没有了。从医疗卫生资源分析，我国的千人医生数与其他样本国家比并不算少，从国内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分析，我国城市中的卫生资源占到全国的80％，而70％的人口在农村，要促使城市中的医疗资源向农村转移。这说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极不平衡。
反观以“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为代表的英国，其倡导政府主导，全民覆盖。在英同，患者不论是哪个阶层、社会地位如何，只要有医疗需求，都能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该医疗服务体系由英国各级公立医院、各类诊所、社区医疗中心和养老院等医疗机构组成，大致可分三级：第一级为基本护理机构，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最大组成部分，约占其总预算的75％；第二级为地区医院，地区医院通常就是这个地区的医疗中心，其接待从第一级机构转诊来的患者；第三级为教学医院，其以紧急救治和重大疑难病医院为主。这三级医疗机构构成了英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可以说整个体系环环相扣，层级鲜明，能够提供国民日常所需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考察一些典型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都是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去实施的。观察和分析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有着很浓的试点的味道，而且周期比较长、系统性差。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有必要根据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目标，使医疗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更系统和更全面。
(2)深入研究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论，系统地制定全面和详细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医疗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建立不是孤立的，它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地区差异等许多因素有关。因此，深入地研究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系统地研究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制定详细和全面的制度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②平衡论与传统中医理论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理基本一致。平衡论者主张的有规律的、温和的平衡生活方式，与传统中医的六经辩证论和八纲辩证论法③的理念相通。其次，环境论。近代英国人认为环境对健康非常重要，外部环境会影响健康。人生病和死亡，主要是因为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或从事不健康的职业。拥挤、空气不流通是城市瘟疫的温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活在沼泽地区的人容易得疟疾，主要是因为吸入了从土地排出的有害气体。同样，制陶工人容易得肺病，生产铅的工人容易瘫痪，这都是因为工作环境不好，工人吸入了有害气体所致。甚至到19世纪，人们仍认为空气是瘟疫传播的主要途径。人们相信只有充分流动的空气和快速流动的水，才有可能保证人体的健康需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健康的前提。所以，保健养生的最好办法，是生活在空气流通和没有污染的环境中。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如居住在人烟稀少的农村。长期以来，英国上流社会的人和富人喜欢在郊区或农村居住，也许正是基于此观点。
再次，魔鬼论。英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一个对异端极度仇视的国度里，特别是在新旧教斗争激烈的近代，掌握一定医学知识的教会人士往往把信仰和疾病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想要健康就要虔诚，巫术和异教会导致疾病。信徒们普遍认为，疾病可能是被巫师诅咒或撒旦(恶魔)附体所致。巫术、迷信和对魔鬼的信仰虽然在17世纪逐渐衰退，但其影响长期存在，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和贫困阶层中。18世纪，约翰卫斯理⑤认为精神失常是典型的恶魔附体所致。乔治三世的精神失常也有人认为是魔鬼作怪。甚至到19世纪，英国还流行把咳嗽的孩子从驴子下面传过去，认为这样可以驱邪治病。⑥把疾病和死亡归于魔鬼，用魔法对抗疾病，在下层和农村比较流行。最后，原罪论。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里，圣经的作用毋庸訾议。许多有关医疗保健的知识都来源于圣经和宗教读本。信仰原罪论的人认为，人的身体状况下降、疾病、痛苦和死亡都应归于原罪，是亚当和夏娃把疾病和死亡带到世界，上帝为了惩罚他们的不服从，让人类生病。圣经警告妇女会在痛苦中生孩子，这是罪的后果。17世纪，清教徒相信末日即将到来，世界很快会腐败老化，大量的瘟疫、流行病、灾难、饥荒和战争被视为是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标志。疾病是死亡的警告。
⑦疾病被宗教信徒认为是上帝的手，上帝用疾病折磨异教徒。如旧约中上帝把瘟疫投向埃及人，鼠疫开始流行，这是一种惩罚，是一种神圣的愤怒，是对坏人改邪归正的提醒。那么，虔诚的人为什么会生病呢?那是上帝的警告。上帝用疾病提醒虔诚的教徒，以避免更大的精神和道德痛苦。例如，如果人被蜜蜂蜇，可用蜂蜜缓和病痛，证明了神圣上帝的提醒。上帝让人的肉体轻微痛苦，可以避免更大的精神痛苦，避免更多更危险的罪恶。⑧这样，疾病成为上帝向人们展示他意愿的一种方式。相信疾病有神圣的意义，并没有超越它还有自然原因和医疗的观念。⑨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或许这是人们对无法治愈疾病的一种无奈;对无能医疗的一种解释;对万能上帝的一种寄托;对健康和生命的一种希冀。更多的人还是希望健康长寿;希望有万灵药，药到病除;希望有好医生，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希望强身健体。
近代英国人对疾病的认识仍处于传统和迷信阶段。医疗条件差，医生数量有限，家庭是保健和治病的重要场所。那么，人们是如何获得医疗保健知识的?从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和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信件和日记中，学者们发现，人们的健康医疗知识主要是通过口述的方式传播。“几乎是以母亲的奶的方式获得，也通过教堂的传教，读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获得。”①16、17世纪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在帮助人们解决医疗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在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大量书籍提倡自诊自疗、人人都是医生的理念。早期的书籍主要以防病治病为主，大多是宣传天然植物疗法的书籍，也有根据治疗经验总结医疗保健方法的书籍，还有以家庭医生或自助医疗的形式出现的家庭保健手册，以及介绍欧洲水疗的书籍。②例如，英国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医疗保健书《察尿》(1525年在伦敦印刷出版)的作者罗伯特莱德曼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尿的颜色来判断身体健康与否。《察尿》不仅教人们如何通过尿的颜色判断是否得病，书后还附有一些针对不同颜色尿的植物药方，人们可以根据书中的方法自己诊断、预防和治疗。③16世纪这本书再版了11次，说明此类书籍非常受欢迎，其为落后地区和阶层提供了基本医疗知识。
第二，最早的一批图书中，有相当多是满足贫民健康需要的，为无能力看病的人提供了方便，为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了作用。例如，1539年罗伯特莱德曼出版了《穷人的宝典》，其中包括大量家庭处方，主要是植物药。比如，把老树根放入白酒里浸泡然后饮用，可防治脾病。④1536年罗伯特威尔在伦敦印刷了托马斯毛顿的《健康必备，人人必读》⑤，到1580年，再版至少20次。他还印刷了《健康镜子———贫民的宝典》(1550年?)、约翰德威哥的《保健方法》(1552年?)等廉价的有关医疗保健的书。⑥由于识字率和经济能力的限制，贫民不一定自己会读此类保健书籍，通常是由那些担当乡村医生职责的乡绅和有识之士等，帮助贫民诊疗，或将医疗保健知识传播给贫民。
第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有的书籍抨击传统的医疗制度和医生利用专业知识欺骗患者、开高价药的行为，为推动医疗改革摇旗呐喊。最著名的是英格兰植物药学家尼古拉斯卡尔皮坡，他于1652年出版的《英格兰医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1653年出版的《完整的植物》，成为最畅销的植物药书之一。民众不仅喜欢他的书，更喜欢他的理念。他将拉丁文的药翻译成日常英文，认为医药是公共财富，不是商业秘密，反对医生利用民众对医学的无知乱开高价药，欺骗病患。他的书很快被带到了新大陆，并受到极大欢迎。这本书从17世纪一直再版到现代，其对英国医疗制度改革的作用有多大不清楚，但在唤醒民众、揭露丑恶、推广植物药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向医疗体制的腐败敲响了警钟。
第四，书籍在促进英国人水疗养生，推动浴场改进设施和提高服务水平，提升巴斯等浴场水疗养生价值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562年威廉特纳的《论水的用途》出版，激发了人们对水疗的热情。玛丽女王统治时期⑦，特纳因宗教原因来到意大利和德国，考察了许多浴场。在书中，他对德国的浴场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对英国浴场的排水系统和管理提出了改造建议。此后几年，巴斯按照他的建议，改进了排水系统，隔离了洗浴室，将麻疯病洗浴室与普通浴室隔开。浴场不仅是富人的乐园，也吸引了大批贫民。从1609年贝勒特(Bellott)救济院为需要水疗的贫民提供住处，使得贫民也有机会喝矿泉水、洗药浴，大量流民和乞丐涌向巴斯等温泉浴场，直到19世纪，人们还在指责地方救济官将流民送往温泉胜地是推卸救济责任。上流社会是社会时尚的风向标，引领大众的保健养生潮流。在书籍和宣传的影响下，1574、1613、1615、1634和1663年皇室不断到访巴斯，不仅提高了巴斯的声誉和吸引力，也引领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水疗的推崇。1688年6月，詹姆斯二世的妻子玛丽洗过温泉9个月后，诞下“老篡位者”①;1688、1692、1702和1703年，安妮公主(1702年后成为女王)频繁到访巴斯，使巴斯成为18世纪最著名的时尚旅游胜地;②1707年，威廉奥利弗的《论巴斯水的实用》出版，该书详解了饮水和洗浴能治疗的疾病，对水疗保健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③人们对水疗浴场的热情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00年，威廉桑德斯出版《论化学史和矿泉水的医疗作用和水养生及冷热水洗澡》，继续鼓吹水疗养生的功效。第五，书籍在向富人和有产阶层鼓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提供养生保健专业上的指导方面发挥了作用。18、19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关于养生的书籍。④如，约翰罗伯顿的《论医疗政策和饮食养生》(1809年)、皇家医学会成员阿黛尔(Adair)的《论饮食和养生》(伦敦，1812年)。阿黛尔在前言中谈道:“健康、满足是世上最大祝福，有权、有势、有钱的名流们得到的健康和满足相对较少，如果不注意使用，就会损坏或完全失去。”⑤他说:“人们因欲望和激情不注意健康，在自我觉醒前，沉醉于自我满足的快乐。因为这些不明智的满足常常失去健康，任何金钱、技术和勤奋都不能恢复。”
⑥作者凭50多年的从医经验，见证了无数个案例，写书的目的是想警告那些还拥有健康的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过分贪婪权力、金钱和荣誉。⑦第六，书籍在帮助新大陆居民解决健康问题方面也曾发挥作用。近代早期英国出版的很多书籍传到新大陆，满足了美国人民对医疗保健知识的需求。美国出现大量指导健康和治疗的书，多数是模仿巴肯的《家庭医药》。出版商再版时都会强调“根据美国的气候和病症修订”。尼古拉卡尔皮坡的《英国医生》和《完全植物药》等书也在美国再版。《英格兰医生》是最成功的非宗教英语读本，受到极大的欢迎，也激励了其他人参与这个领域的写作。19世纪以前，美国有关医疗保健的书籍主要是英国此类书籍的翻版，19世纪后，本土作家兴起。1807年，在费城出版了詹姆斯艾威尔的《农民和水手的医疗伙伴》⑧;1822年出版了塞缪尔托马斯的《健康新指南》⑨;1830年出版了约翰冈斯的《贫民的朋友》瑏瑠，其代替了艾威尔和巴肯的畅销书成为最畅销的健康指南;1842年和1850年，分别出版了约翰贝尔的《论养生和长寿》和《论水疗———水养生》等。总之，这个时期防病治病的书籍充斥着市场。同时，新的传播保健知识的途径出现，包括年历、报纸、广告、期刊、传单、海报、表演展示等。每一种印刷发明很快被用来回答无尽的医疗保健知识，书籍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这些书籍对自己诊疗和养生起到一定推动和引领的作用，但也不能过高评价，因为书籍宣传的作用毕竟有限，就像今天禁烟的宣传一样，不良的生活方式很难通过宣传和说教而彻底改变。
(一)人们自我健康管理是医疗书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近代早期英格兰专业医生较少，专业的医疗机构更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几乎都在伦敦。1600年，伦敦有约50名医生、100名外科医生、100名药剂师及250名“非正规”的从业者(不包括接生婆和护士)。大城镇医疗人员储备相对较好。1550－1600年，诺里奇有约100名医务从业人员。瑏瑡当时，英格兰人口约400万，医生人数显然不能满足人口对医疗的需要，即使加上非正规医务人员(如有剃须刀可以放血的理发师、有钉掌的工具可以拔牙的铁匠)，也难以满足需求。英国正规医生多数集中在伦敦等大城市，居住在偏远地区或是英格兰西北地区的居民，无论贫富生病时都很难找到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生。因此，自己掌握一些医疗保健知识十分有必要。
(二)贫民的医疗救助刺激了医疗书籍的出版16世纪以后，英格兰阶级分化加剧，农民中一部分人上升，成为富裕地主，生活水平提高，对健的需求和关注度也提高。这部分人有钱、有时间、有能力注重保健和养生。同时，英格兰农民中大部分人地位下降，贫困人口明显增加。有一部分人因病致贫，既没能力去看医生，也没能力请医生。特别是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后，救济机构减少，这些人的困境引起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因此，这个时期为贫民出版了大量自助医疗书籍，如《贫民宝典》。虽然当时全国的识字率不高①，但贫民是医疗书籍的间接受益人。这些书为解决贫困和流民问题，发挥了间接作用。因此，贫民看病难、看病贵是这个时期医疗书籍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三)印刷术的发展为获得医学书籍提供了便利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需求，也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了条件。此前，医学书都是手抄本。印刷使出版书籍的成本明显降低，人们有可能通过印刷的书籍了解医疗保健知识。草药书中多数都有手绘植物插图，便于人们直观地认识植物药。16世纪大量植物药书的出现给传统医疗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文主义者对植物科学的关注，事实上是对人的关怀。人人都会生病，人人需要健康，草药物美价廉，容易得到。因此，市场需求是医疗保健书籍大量出版的前提。例如，有一本植物药书在1525年到1560年间重印了至少15次。②因此，印刷术的发展为医疗书籍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四)规范植物药名推动了药物书籍的出版传播随着新大陆的开辟，很多新植物传入英格兰。在给新植物命名时，为了区分，有些植物甚至用几个形容词修饰，名称显得过长;还有的情况是两种植物使用一个词，如无毒无害的“海胆”(echinus)和阻碍船运行的“鲫鱼”(remora)或“鮣鱼”(echi-neis)，在音译时容易混成一个;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种植物有多个名字，如Ireos原来是鸢尾属植物Iris。③这样就给医生带来不少麻烦。因此，需要植物药学家修正旧药名，为新药命名。这也是这个时期出版大量植物药书籍的原因之一。
(五)职业教育的需要此前采药和医生的工作是分开的，采药是体力劳动，又脏又累，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是脑力劳动者，采药都由助手完成。16世纪，医生经常因不认识他们开的药而受到批评。罗伯特伯顿引用16世纪植物学家医生莱恩哈特福西斯(LeonhartFuchs)的话:“甚至许多老妪或村姑都比华而不实的医生更了解常用草药。”④医生们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开始积极主动认识和采集草药，并开始在园中自己种植，这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渐形成尊重植物研究的风气。植物药也吸引了王公贵族的注意，纷纷赞助植物园，植物药学家成为他们的医生。⑤例如，爱德华六世的护国公萨莫塞特公爵，早在16世纪40年代就曾赞助威廉特纳;伊丽莎白女王信任的塞西尔，曾雇用外科医生和植物学家约翰杰拉德做他的园丁。当医学院的学生开始走进植物园学习时，书籍也是学生们学习的重要途径。家庭植物园兴起，植物学家可以直接观察植物，著书立说。这样，16、17世纪有关植物药的书籍大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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