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真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刘远立，国务院参事，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1978年在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出的世界各国共同奋斗的目标。中国在其成立后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带领各族人民朝着这一基于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迈进。虽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和所能采取的手段有差异，但预防为主的核心卫生工作方针、强调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工作重心是中国用较少的投入相对有效地解决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健康问题、不断有效应对各种疫情挑战的政策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康与全面小康的紧密关系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健康民生问题得到更大的重视，中国织起了、并不断织牢世界上最大的两张网：一张是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另一张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服务网。

　　习在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在迎来中国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不断发展、基本医疗保健可及性与可负担性的不断提高，为解决“因病致贫”问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早在1978年，受当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事业伟大实践的鼓舞和启发，世界卫生组织在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 这一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世界各国奋斗的目标。在联合国随后于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一目标的核心内涵又分别以“基本药物全民可及”和“全民健康覆盖”等新的形式表达出来。笔者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深知中国在建立健全覆盖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体系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应对各种挑战所获得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影响是很大的。就像中国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一样，联合国提出来到2030年实现的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已经实现了，其中包括“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一基于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1]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变化都是与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紧密相关的，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又与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密不可分。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决定其总路线总方针，总路线总方针统领各项工作，包括医疗卫生工作。当然，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反映了特定时期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本文回顾和总结了中国成立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目标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主要经验，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五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救死扶伤，助力武装夺取政权

　　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始终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突出表现在土地革命时期“耕者有其田”的核心主张。因此，公平性、公益性也就始终是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的基调。无论是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到红军长征，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有战争就有伤亡，有伤亡就要救护，因此，这个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围绕着人民军队的救护工作和根据地人民的基本保健工作展开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样在从无到有的医疗卫生工作实践中，党领导人民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医疗卫生工作组织领导体系、军事医学体系以及人民卫生体系雏形。下面重点回顾一下建党初期医疗卫生工作的一些社会基因（“红色基因”）。

　　红四军于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同时也提出了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 1931年4月建立的隶属领导的总军医处于1932年改称军委总卫生部，主要职能是进行地方各级基层组织的组建和管理工作；颁布卫生条例，制订卫生教育计划，培训卫生行政管理骨干；指导在苏区广泛掀起的卫生运动；设立公共诊疗所和药业合作社，解决苏区群众看病吃药问题；加强医药行业管理，对医生、药店进行登记。[2]

　　1927年10月，第一所红军医院“井冈山茅坪红军医院”成功创建，次年八九月间，小井红光医院建立（后更名为小井红军医院）。 1931年11月20日，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朱坊村宣告成立，半岛真人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1932年3月，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 从学校创办到长征前，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共培养学员686名，而且这所学校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办学并走完二万五千里全程的学校。 1937年，红军卫生学校进入延安。1940年9月，经提议，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5月，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书写了著名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预防为主，群众路线。医疗卫生工作的目的，一是预防伤病，二是治疗伤病。公共卫生聚焦前者，临床医疗聚焦后者。中国“上医治未病”的理念由来已久，加上中国建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人中不乏了解东西方文化、具备西方现代预防医学基本知识和国际眼光的人。中央苏区政府内务部于1932年5月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1933 年11 月，亲往江西省长冈乡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在其调查报告中强调：“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①?内务部1933年3月颁布了中央苏区卫生防疫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同时，总卫生部陆续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决议、训令、通令、规则等，如《卫生常识》《师以上卫勤纲要》《卫生法规》等，对红军卫生工作的各个方面作了明文规定。

　　延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卫生事业大厦之“四梁八柱” 初步完成构架。在1935—1948年的13年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确立了由亲自制定的“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3]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全民动员，建立基本保健网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百废待兴。 1947年，全国仅有县医院 1437 所，平均每个医院病床只有十几张，传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只有 35 岁。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在1978年男性为66.9岁，女性为69岁，超过了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57岁），而我国当时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2004美元）。 [4]中国在这个时期何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群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两大宝贵遗产：一是爱国卫生运动，二是初级卫生保健。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于1950 年 8 月召开，就“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达成了共识，并提出了发动人民开展除害灭病的思想。1952 年 1 月，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细菌战。3 月 14 日，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由党政军民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中央爱国防疫委员会半岛真人，主要任务是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了相应的防疫委员会。1952 年 12 月，政务院决定将中央各级防疫委员会统一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1954 年 2 月，中央爱卫会主任委员一职，改由同志担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保障群众性卫生运动有序开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各级爱卫会的领导、卫生部门的技术指导以及卫生防疫专业队伍的支持下，全国上下通过社会动员、广泛宣传、知识普及、除害灭病、检查评模、结合生产等措施，使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全面转入经常化。从1949年到1976年，陆续发动春季防疫运动，预防霍乱、血吸虫病、白喉等疾病，宣传卫生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消灭鼠、蝇、蚊、虱等。

　　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泛持续开展，让各地工作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群众卫生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养成爱好清洁卫生的风尚，各类传染病大大减少，人民健康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得到增强、爱国意识得到提升。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光辉案例，半岛真人江西省余江县于1958 年全面消灭了曾经肆虐成灾的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正在杭州视察的当天晚上读了这篇报道，第二天写出了《送瘟神》这一不朽诗篇。 [5]

　　1949年后，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始终是执政党强调的基本原则之一。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除了通过“大学西迁”解决人才教育培养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首先在县一级投资建立卫生院，在农村将原先的个体中西医组织成联合诊所，农民到联合诊所自费看病。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兴办保健站，由经过十天至半个月左右培训的保健员宣传卫生政策，协助卫生部门开展预防接种，为社员提供伤口包扎和急救之类的简单医疗服务。 1956 年，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对于因公负伤或因公致病的社员要负责医疗，并且要酌量给以劳动日作为补助，从而首次赋予集体介入农村社会成员疾病医疗的责任。随后，许多地方开始出现以集体与个人相结合、互助互济的集体保健医疗站、合作医疗站或统筹医疗站。 在自力更生、就地办医的基础上，中央还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然而，这种短期的城市下乡巡回医疗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缺医少药、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差距悬殊的状况：1965 年，城市平均每千人所拥有的医院床位以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分别是农村的 7.4 倍和 3.7 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 4.6 倍。

　　针对这种情况，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是中国卫生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8 年夏，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随后被《人民日报》转载的关于“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这一批示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组织培训大批“半农半医”人员，以作为卫生室的医务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最多时全国“赤脚医生”达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390多万人。农村不脱产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员总计达500多万人，超过当时卫生部系统卫生技术人员的总数（220万）1倍多。[6]

　　湖北省委于 1968 年将一份反映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乐园公社卫生所 “赤脚医生”覃祥官发明的，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办法：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 5 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 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1968 年 11 月 30 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写了一个报告，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 4 个字：“此件照办。”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康覆盖”的初级版。 世界银行原行长金墉曾经感叹道：“几十年前，中国在卫生领域推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等创新措施，向世界展示提高数亿人的健康水平和大幅延长预期寿命是可能的。” [7]

　　然而，需要客观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尽管靠着“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就近可及性和财务可负担性问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医药资源总体缺乏、质量不高，与发达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

　　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搞活市场，发展与改革医疗卫生体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次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体现在医疗卫生相关政策上的最大改变就是允许并鼓励医疗卫生机构靠“创收”来发展事业、改善医务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就像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样，市场经济的一些激励手段也给广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带来了“多劳多得”、以创收促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反映医疗卫生总体量的指标—卫生总费用从1978年的110亿元提高到1998年的3678亿元，20年间翻了33倍之多。但这段时间得到快速发展的主要是医院，特别是大医院，基层卫生发展明显滞后。1980年，各类医疗机构总床位数为218万张，其中医院占比54%，卫生院占比35%；到了1999年，各类医疗机构总床位数增长到315万张，其中医院占比提高至69%，卫生院占比降至23%。[8] 同时医疗保健，应该看到，卫生总费用快速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收入的增加，使得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如：药品和设备的供应、医务人员出国进修等方面的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是患者看病就医的成本也明显增加。在这一时期，由于其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改变，“合作医疗”这一农村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复存在；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冲击了原来基于单位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一时间大部分城乡居民看病需要自己掏腰包，对于收入增加较快的人可能问题不大，但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得了大病的人，就面临“因病致贫”这一新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末， 我国启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1997年1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旨在解决地区间卫生发展不平衡、村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卫生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等主要问题。[9] 1998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0] 2002年10月，《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发布，[11] 提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响，这一决定的实施延迟到2004年。

　　所以，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发展和改革的主题是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从分别巩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2007年7月，针对没有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国务院决定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以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不断扩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从2000年的0.4亿增加到2008年的3.1亿； 截至2008年3月底，全国已经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数达2679个，占应开展(有农业人口)县(市、区)数的98.17%，占全国总县(市、区)数的93.57%。参加合作医疗人口8亿，参合率为91.05%。随着基本医保人群覆盖率的不断提升，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0年的60%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40%左右。当然，医保覆盖率的提高在帮助释放群众被压抑的医疗需求的同时也加速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卫生总费用从2000年的4586亿元上升为2008年的14535亿元，其中社保承担比重从25%上升到34%， 社保基金支出压力加大，控制费用的呼声逐渐加强。[12]

　　2009年3月，《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以下简称“建议”）出台，[13] 开启了新一轮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虽然建议中提出了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在内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但还是以控制医疗费用为主旋律，重点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而且大部分医改政策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得到实质性实施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2021）：强基固本，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于2012年11月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并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4]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梦一起，成为引领中国前行的时代号召。 由于人民健康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相关，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14年，习在江苏调研时就提出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著名论断；[15] 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习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并且要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16] 2016年10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出台；[17] 2018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及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制定印发了《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包括实施贫困人口大病和慢性病精准救治，贫困地区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控，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健康扶贫等三十一项要求。[18]

　　2019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出台《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19] 2019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从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20] 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没有阻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步伐，而且还充分彰显了制的强大优势，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四个自信”。

　　这个时期，党和政府通过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大力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制度基础更加夯实、对脆弱群体和重点人群的基本健康服务提供更加精准到位。在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得到基本保障之后，201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21] 针对少数需要急救的患者因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等原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的问题，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解决这部分患者的急救保障问题。此外，国家通过让社保基金向商业医疗保险公司购买大病保险、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机构加以整合并不断提高社保的风险分担层次、利用“国家谈判”的手段降低专利药品价格等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可负担性。

　　作为2009年颁布的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是针对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在筹资方面，建立了“财政预算、分级承担、县区为主、中央补助”的长效资金筹集机制，中央补助资金重点向困难地区倾斜，西部补助80%，中部补助60%，东部补助10%～50%，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体现了卫生筹资的公平性。2009—2019 年期间，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累计投入达到5488.23亿元， 项目补助经费标准从人均 15 元稳步提高至69元。国家委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直接向基层机构拨付一部分基本工作经费，然后对服务提供者的工作开展考核评估，拉开对不同机构和人员的补偿档次，奖励先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中国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道路上，继多层次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 之后的又一大创举，它旨在实现“全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该项目实施10年以来，对提高国民的健康素养、主要慢病的有效控制率以及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能力建设，都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回顾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目标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中国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带领人民扎实进取、改革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不断取得卫生健康领域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短时间内主要健康指标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19年人均期望寿命为77岁，[22]得益于我们织起的世界上最大的两张网：一张是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2019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到达13.5亿，覆盖率为96.7%；[23][24] 另一张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服务网，截至2018年，我国80%以上居民15分钟内就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去哪家医疗机构就医，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25]

　　展望未来，从“缺医少药”到“有医有药”，进而追求“优医优药”，人民群众已经不再满足“低水平、广覆盖”。因此，整个卫生健康领域也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政府和社会要更加重视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的投入，更加重视优质医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因为高质量的卫生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医学人才。与此同时，作为“十四五”规划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等任务的落实必将推动我国整个卫生健康领域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被动治病”更加积极地转向“主动健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郑志锋.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卫生制度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5.

　　[4]贾章旺.领导下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J].文史精华,2013(4).

　　[5]江维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D].重庆市委党校,2020.

　　[6]高冬梅.从医疗卫生发展看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探索[J].邢台学院学报,2016(4).

　　[8]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998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告[EB/OL].

　　[9]中国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EB/OL].

　　[11]中国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EB/OL].

　　[12]姚力.中国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4).

　　[13]中国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EB/OL].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15]健康报.习在江苏调研时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EB/OL].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EB/OL].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务院扶贫办.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EB/OL].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EB/OL].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EB/OL].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EB/OL].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医疗保障局. 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25]李斌.80%以上居民15分钟内就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EB/OL].新华网,